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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审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A有限公司，住所地____________，法定代表人______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，电话_________。
被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：杨某某，男，___年___月___日出生，___族，公民身份号码_________，住_______________号，电话_________。
原审被告、二审上诉人：成武县B家具有限公司，住所地____________，法定代表人______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，电话_________。

再审申请人A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杨某某、成武县B家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不服北京市______人民法院______号民事判决和北京市______中级人民法院______号民事判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六）项、第（八）项之规定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。

再审请求：
1、依法撤销北京市______人民法院______号民事判决、和北京市______中级人民法院______号民事判决； 
2、依法裁定再审本案；
3、依法判令申请人不承担三倍赔偿责任；
4、依法判令一审、二审、再审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。

事实与理由：

一、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。
本案中，实际上各方身份非常明确：
A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A”）是商场商铺出租方和管理方；
夏某是承租人、经营者；
被申请人杨某是顾客；
原审被告、二审上诉人成武县B家具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武县B”）未参与本案所涉交易，与本案无关，不是一审适格被告。
A在夏某与杨某某所签《定/销货单》盖有售后服务章，夏某与杨某某的实际交易金额为126632元，《定/销货单》所列以下商品有3件并未发生交易，合计为14690元，所以实际交易金额并非一审、二审判决认定的141322元，而是126632元。
A与北京B家具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北京B公司”）无任何关系。A对杨某某与北京B公司签订的《家具购销合同》——所列商品有17件（套），金额为308250元，毫不知情，也从未有售后服务的承诺。
具体如下：
1.成武县B公司不是本案一审适格被告。
2018年6月8日，杨某某与C品牌商铺签订了《定/销货单》，该商铺承租人、经营者为夏某，约定收款单位为北京______家具厂（经营者为夏某）。同日，杨某某又与北京B公司签订了《家具购销合同》。
实际收款人是夏某（经营品牌：C），2018年6月8日、7月13日，杨某某先后支付家具款28300元、113022元，共计141322元。该笔收款的96832.41元账扣入______的租金和管理费；剩余金额44498.59元在8月27日返款，______签写授权书，全部返款到A抵做租金。
后杨某某以欺诈为由提起诉讼，要求退款及三倍赔偿。但杨某某错误将案外人成武县B公司列为被告，一审、二审法院均未予查清。
2.夏某是商铺承租方、经营者，______、______的品牌持有人，夏某是一审适格被告，应作为本案一审被告参与诉讼。
2018年4月1日，夏某与A公司签订《展位租赁及管理服务合同》（合同编号______），其中A公司为出租方及管理方，夏某为承租方，展位编号为______，该展位位于商场家居馆一楼______，经营品牌为C，租赁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，此外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。
很明显，该展位承租人、经营者为夏某，其指定的收款人为北京______家具厂，北京______家具厂的经营者为也是夏某。
此外需要说明的是，该展位所经营品牌“C”的申请人夏某，夏某还申请过“D”商标。
就是说，是夏某与杨某某真正进行了交易，夏某是本案一审适格被告，成武县B公司不是本案一审适格被告。
3.杨某某实际在商场交款141322元，但实际交易126632元的商品，另外14690元实际未发生交易。一审、二审法院基于商场“先行赔付”承诺判决承担责任，那应以实际交易金额126632元作为基数，而不能以全部金额141322元作为赔付基数，因为盖有商场售后服务章的《定/销货单》有3件（套）家具并未交易，金额为14690元，应做、但未做相应扣减。
杨某某与北京B公司”签订的《家具购销合同》共列有17件（套）家具：
（1）LM-B11单人位沙发，16950元
（2）LM-B11双人位沙发，24900元
（3）LM-B11三人位沙发，32950元
（4）LM-B27大茶几，11400元
（5）LM-B52电视柜，17000元
（6）LM-B63矮柜，13950元
（7）LM-A12双人床，18400元
（8）LM-A51五斗柜2个，16400元
（9）LM-B53电视柜，16950元
（10）LM-A62三门衣柜2个，29950元
（11）LM-T01鞋柜，16300元
（12）LM-A11双人床，28300元
（13）LM-A15双人床，15950元
（14）LA-A24床头柜3个，13350元
（15）LA-A23床头柜2个，12500元
（16）LM-C13长餐桌，11800元
（17）LM-C21餐椅4个，11200元
    价格共计308250元。
一审、二审法院认定的实际交易家具、杨某某应退还家具均为以上17件（套）。
而《定销货单》列有家具共13件（套），价格合计为141322元。其中包括在《家具购销合同》中的有（1）（2）（5）（6）（7）（8）（10）（12）（13）（16），实际交易金额为126632元；另有以下三件未发生交易，合计未成交金额为14690元：
LM-B24大茶几，所列原价9950元，所列实售价5174元；
LM-C28餐椅1把，所列原价5800元，所列实售价售3016元；
LM-A23床头柜，所列原价6250元，所列实售价6500元。
就是说，夏某与杨某某在店铺实际发生交易金额为126632元（141322元-14690元），即便人民法院基于商场“先行赔付”承诺判赔三倍金额，也应该按照126632元的三倍来判决，并判决由经营者退还未发生交易的14690元，而不能按全部金额141322元的三倍来认定。

二、成武县B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——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成武县B公司与杨某某进行了任何交易，就是说杨某某诉错了对象，诉了不该诉的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八）项之规定，应当再审。
本案中，与杨某某建立买卖关系的是夏某和北京B公司，而非成武县B公司，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错误，致使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未参加诉讼，不应该参加诉讼的案外人却参加了诉讼。
一审、二审认定《定/销货单》、《家具购销合同》系成武县B公司与杨某某所签，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。实际上，《定/销货单》系店铺承租人、经营者夏某与杨某某所签，《家具购销合同》系北京B公司与杨某某所签，均与成武县B公司无关。
首先，《定/销货单》上的供货方显示为C，C系商场的承租人夏某销售的品牌，夏某并不经营成武县B公司，故依据《定/销货单》成武县B公司并未与杨某某建立买卖关系，成武县B公司不应当作为被告应诉。
再者，根据原告提供的《家具购销合同》可知，卖方为北京B公司而非成武县B公司，但杨某某将成武县B公司列为被告，成武县B公司也出庭应诉，而真正与杨某某交易的北京B公司却置身事外。
商场的“先行赔付”是针对与自己有租赁关系的商户销售行为的承诺，本案中，就是针对夏某（C）与杨某某所签订《定/销货单》提供售后服务，而不对北京B公司与杨某某签订的《家具购销合同》提供售后服务。
一审、二审法院未予查清该基本上事实，违反了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八）项的规定，应当裁定再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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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有新的证据证明成武县B公司非适格被告，其不用当承担责任，足以推翻原判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应当再审。
2020年9月，A公司代理人前往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工商机关调取成武县B公司的注册登记信息以及工商变更信息，该二份证据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，属于新证据，能够证明成武县B公司为2017年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新设一人公司，股东为______，监事为夏某，其与北京B公司无任何关系，与A无任何关系，夏某仅系成武县B公司监事，夏某（C）与杨某某的交易与成武县B公司无关，成武县B公司不应为本案被告，亦不应承担责任，该二份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。

四、A商场“先行赔付”是基于对承租商户出售商品行为进行监督、为保护顾客利益的一种方式服务承诺，A没有义务对没有承诺过的销售者和销售商品提供售后服务，一审、二审法院判决A对毫不相干的成武县B公司进行背书明显不当。而且A未有对欺诈的三倍惩罚性赔偿进行“先行赔付”的承诺，一审、二审错误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，未区分直接损害和惩罚性赔偿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（六）项之规定，应当再审。
如前所述，本案中，A是商铺出租人，夏某是承租人、经营者，杨某某是顾客，武县B公司与本案无关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。A的“先行赔付”承诺针对的是夏某的销售行为，如夏某的销售行为发生的问题，则A有义务基于自身承诺履行相应的义务。
另外，一审、二审法院对相关法律理解有误。
首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赋予消费者向展销会的举办者、柜台的出租者可以行使的赔偿权利范围来看，应当为因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合法权益的损害，属直接损害。
而第五十五条规定了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增加赔偿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三倍，属于惩罚性赔偿。本条法律明确规定发生欺诈的应当由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，A作为出租人不应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承担连带责任。
A手册先行赔付当中的“法律法规规定的经济赔偿或补偿”应做合理的理解，该经济赔偿仅包括直接损害赔偿不包括惩罚性赔偿，欺诈行为的三倍赔偿属于惩罚性赔偿，不应当包含在内，另外，本案所涉家具属于定制品，商户仅仅是在A商场内陈列商品样品，原告最终得到的商品是商户联系加工厂加工的，加工的场所也不是在A商场内，A对定制品的加工制作是无法控制的，亦没有义务对其加工定制的过程进行监督，A本身也没有欺诈行为，“先行赔付”的承诺也不是为商户的欺诈行为承担责任，因为这无异于变相鼓励欺诈，与A“先行赔付”承诺的本意不符，故判决A承担三倍赔偿非常不公平。
而且如果纵容这样的判例发生，则极有可能大量出现顾客与商户合谋损害A利益的情况，这不利于交易安全，不利于维护经济秩序。

综上，申请人再审申请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二百条第（一）项、（二）项、第（六）项、第（八）项规定的情形，应予裁定再审，为此特提出此申请，望人民法院依法裁判。
此致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申请人 ：______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特别授权代理人：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20年9月   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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